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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型邏輯:新型政黨制度與中國國家治理

基于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發展經驗

發布時間:2019-09-20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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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新型政黨制度嵌入中國國家治理存在三個重要的邏輯:其一,建立基于權力分享與吸納的包容型黨際關系,為國家治理的結構性穩定奠定了制度基礎。其二,協商合作所貫徹的民主化、科學化與一致性邏輯成為推動國家治理的實踐基礎。其三,價值認同領域的高度統一則構建出有利于國家治理的政黨政治文化。基于內在邏輯的推動,新型政黨制度不斷衍生出推進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動力,并建立了新型政黨制度支持和優化國家治理的轉換通道,最終為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了堅實而又充沛的制度供給。

  【關鍵詞】 新型政黨制度;國家治理;治理現代化;發展邏輯;新中國成立70周年

  作者簡介:艾明江(1980-),男(漢),湖北利川人,中共廈門市委黨校統戰理論教研部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學理論、政黨政治。

  一、問題的提出

  從新中國成立以來,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逐步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型政黨制度,作為“四個自信”的重要組成部分,新型政黨制度已經成為彰顯當代中國制度自信與制度優勢的重要政治文明成果。2018年3月,習近平在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民盟致公黨無黨派人士僑聯界委員時提出:“新型政黨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能夠真實、廣泛、持久代表和實現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和全國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代表少數人、少數利益集團的弊端。”[1]在這里,新型政黨制度區別于以往與當前出現過的中外政黨制度,代表的是當今最先進,最能體現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類型。

  在現代政黨國家,政黨制度與國家治理存在緊密關系,“政黨關系的樣態成為影響國家治理探索的重要因素。”[2]國家治理關注的重點是國家能力建設與提升問題,所謂國家治理能力就是運用國家法律和制度安排管理國家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3]政黨制度則是從政黨權力的分配與運作來對國家治理進行頂層制度設計,“一個現代化中政治體系的安定,取決于其政黨的力量。”[4]這意味著,政黨制度決定著政黨在國家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地位,也直接影響著國家治理績效,“窮國之所以窮,不是因為他們缺少資源,而是因為它們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5]當代中國的政治實踐已經證明,中國國家治理的成功正是源于新型政黨制度的有效構建與發揮,既鞏固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地位,凸顯了其在國家治理中的主導性地位,又兼顧和整合了各民主黨派所聯系的社會階層以及群體的重要力量,從而全面實現了執政黨的軸心引領與參政黨的廣泛參與,最大限度地提供了國家治理所需要的穩定性與創造性。

  新型政黨制度所展現出來的制度優勢對中國國家治理產生的正面激勵作用已經得到學術界的普遍共識。新型政黨制度中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已經成為國家治理的重要形式[6]以及國家治理能力建設的應有之義[7],甚至嵌入國家的運行與治理之中,成為中國所特有的國家建設機制[8]。在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的過程中,新型政黨制度可以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力量凝聚機制、政策優化機制、政治參與機制、增進共識機制和政治穩定機制[9]。特別是其中的利益整合功能和凝聚共識功能成為解決當前中國國家治理所面臨主要問題的關鍵[10]。應該說,現有研究將新型政黨制度與國家治理之間的內在邏輯放在協商層面看到了協商合作對國家治理的重要性[11]。但是,新型政黨制度與中國國家治理的內在邏輯還應包含更加豐富的內涵,“協商”視角并沒有將新型政黨制度與中國國家治理之間的內在邏輯完全闡釋清楚,關于二者的內在邏輯還有待進一步分析論證。

  在中國國家治理體系中,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扮演著領導與核心的角色,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直接決定著國家治理能力的高低。在新時代,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治理構成挑戰的不僅有中國共產黨自身的執政能力,還有中國共產黨如何整合協調與國家內部其他政治力量的關系,將代表這些特定社會階層與群體利益的參政黨吸納進國家治理體系,形成共同致力于國家治理現代化建設的磅礴之力,這就需要構建一個能起到凝心聚力的新型政黨制度。當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已經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更好發揮新型政黨制度的制度優勢,通過協商合作實現各階層、群體的凝心聚力也成為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治理中的重大戰略問題,“人心向背、力量對比是決定黨和人民事業成敗的關鍵,是最大的政治。”[12]本文的研究問題就主要集中在:新型政黨制度與中國國家治理之間到底存在何種內在邏輯,能夠促使新型政黨制度不斷構建和釋放制度活力,推動中國國家治理發展進步。

  二、黨際關系規范國家治理的權力配置

  在新型政黨制度中,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屬于國家治理的領導核心主體,對國家資源擁有主導性的權力分配。同時,各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也屬于國家治理的重要主體。這種不同政黨共同致力于推動國家治理的新型政黨制度實現了政黨對國家權力的共同分享,也充分吸納了執政黨以外的政黨力量,建立在分享與吸納基礎上的黨際關系充分彰顯了新型政黨制度的制度優勢,“黨際關系對政黨制度的影響是根本性的,政黨制度的動力會因黨際關系變化而變得與以往截然不同。”[13]從制度邏輯來看,新型政黨制度提供了一個有助于推動中國國家治理的權力分享與政治包容制度。

  (一)分享:國家治理的權力分配

  現代政黨要領導或參與國家政權,就必須解決政黨在國家權力資源中的分配問題,這一制度安排影響著國家治理能力的實現。在新型政黨制度中,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各自以不同的政黨角色分享國家權力。作為執政黨,中國共產黨掌握著國家治理的全面領導權,而各民主黨派則以參政黨的角色獲得參與國家治理的機會。無論是扮演領導還是參與的政黨角色,都直接影響著國家治理能力的構建。新型政黨制度從頂層設計的角度解決了國家權力的歸屬與安排問題,即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共同分享國家權力,這種源于制度層面的權力分享從根本上解決了中國國家治理頂端的結構性穩定。

  新型政黨制度從制度邏輯層面讓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權力上主動選擇與各民主黨派共同分享。一方面,新型政黨制度明確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地位,是全面領導國家政權的執政黨,但中國共產黨并不壟斷所有的國家權力,各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依法享有自己的政治地位,并進入到國家治理的權力頂端。新型政黨制度對國家權力資源的分配,意味著執政黨不會完全壟斷國家治理。在西方國家,競爭與對抗是政黨制度的本質,“在兩黨制下,政黨將進行向心性的競爭,削弱分野并以負責任的節制來玩政治游戲。”[14]任何政黨一旦獲得執政權,并不會主動對在野黨分享國家治理的權力資源,除非為了鞏固執政基礎,被迫采取聯合執政的形式。一般而言,執政黨都是絕對壟斷國家治理的話語權,在野黨只有通過競爭立法資源或者采取其他途徑,才可能獲得對國家治理的介入。因此,相比西方政黨制度,新型政黨制度不是建立在競爭與對抗的博弈基礎上,而是執政黨在尊重歷史與現實的基礎上,主動選擇將國家權力與各民主黨派進行分享,就是充分考慮到這種新型政黨制度更能帶來國家治理的長治久安。

  新型政黨制度對國家權力的分享讓各民主黨派獲得了參與國家治理的機會。基于歷史上的政治同盟關系,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建立了相互支持的黨際合作關系,“照顧同盟者利益仍然是處理好與同盟者關系的核心問題。”[15]為了照顧同盟者的政治利益,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以后,通過制度設計來保障和支持各民主黨派參政議政,而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諍友”,各民主黨派也會在最大程度上支持與幫助中國共產黨提升國家治理績效,這也意味著各民主黨派分享國家權力資源,初衷與目的并不是為了取代或削弱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而是要支持與鞏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在分享國家權力的基礎上與中國共產黨一起實現對國家的有效善治。因此,在新型政黨制度中,各民主黨派以參政黨的角色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它不僅解決了各民主黨派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政治通道問題,也盡可能在分享權力的基礎上保障了對執政黨的政治支持。

  新型政黨制度中蘊含的權力分享也決定了國家治理在實踐過程中不會受到黨際關系的破壞與阻礙,反而會在分享的基礎上,形成共同治理的強大力量,和諧的政黨制度能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政治保障[16]。蘊含權力分享邏輯的新型政黨制度既保證了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地位,使得國家治理能依靠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發揮出強大的能力,“領導性政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要為社會提供動力以適應不斷發展的社會。”[17]這種建立在“強政黨”基礎上的國家制度更能構建出統一高效的國家治理能力。另外,新型政黨制度還賦予了各民主黨派參與國家政權的地位,有助于推動國家治理形成規范化的政治秩序。新型政黨制度的權力分享邏輯成為實現國家治理結構性穩定與增量式發展的基礎,“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決定了公民限制和影響政治家如何行事的能力。”[18]新型政黨制度對不同政黨參與國家權力的分享從根本上解決了西方國家治理不斷陷入沖突與對抗循環的結構性問題,也賦予了現代國家治理新的創造力與活力。

  (二)吸納:不同政治力量的共生

  新型政黨制度的包容性邏輯不僅體現在對國家治理的權力分享上,更體現出新型政黨制度是一種吸納型政治。如果說權力分享解決了國家治理的結構穩定性問題,即不同政黨之間都獲得了參與國家治理的機會,那么新型政黨制度對國家治理多元主體的政治吸納則考慮到了國家治理的發展性問題,即通過政治吸納,能夠充分調動各種不同政治力量參與國家治理,從而確保國家治理能夠獲得全面充分的政治支持。

  首先,新型政黨制度能有效吸納執政黨以外的政黨力量。中國的參政黨不像西方國家的在野黨和反對黨,容易衍生成“否決政治”[19],而是通過協商合作與執政黨共同分享國家權力,并構建起對執政黨的政治監督,從而擴大了國家治理的支持基礎。更重要的是,這種政治吸納能有效調動與發揮各民主黨派在國家治理中的角色功能,使其主動進入到國家治理體系,為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豐富充沛的政治動能,這一方面體現出了新型政黨制度中執政黨所具備的崇高政治威望與政治號召力,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獲得了各民主黨派的高度認同。另外,各民主黨派愿意主動參與國家治理,本身就說明了新型政黨制度對國家治理中的各種政治力量進行了有效整合,使其成為統一戰線“同心圓”體系中的重要力量。

  其次,政治吸納可以構建國家治理體系的多元共治。“包容性制度是建立在對權力運作限制以及政治權力在社會中多元分配的基礎上。”[20]作為包容性制度,新型政黨制度使得國家治理不是執政黨的“單干”,而是各政黨的共同偉大事業。在國家治理過程中,執政黨雖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執政優勢,但并不能壟斷國家治理需要的所有資源、技術與知識,尤其對于各民主黨派而言,其背后代表的社會階層幾乎都屬于中國社會的精英群體,他們廣泛分布在經濟、教育、文化、科技等各領域,是國家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憑借新型政黨制度中的政治吸納效應,這些民主黨派成員可以通過政治協商、參政議政等途徑實現對國家治理的介入,例如在重大的國家事務中,各民主黨派就依靠政黨成員的人才以及專業優勢,積極發動政黨成員貢獻智慧與力量,不僅如此,各民主黨派還擁有直接參與國家政權的機會,例如擔任中央與地方政府部門的領導人,對國家治理直接發揮影響。這些都表明了,新型政黨制度可以有效發揮政治吸納作用,將各民主黨派所代表的特定界別群體吸納進國家治理體系,從而更好地實現了國家治理的共治與善治。

  最后,政治吸納能夠構建出“軸心-周邊”型的國家治理結構。一方面,基于政治吸納效應,新型政黨制度可以確保中國共產黨的執政中心地位更加鞏固,幫助中國共產黨獲得更豐富的國家治理資源,這就形成了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的國家治理軸心。另一方面,新型政黨制度也充分吸納了各民主黨派的政治力量,使得各民主黨派主動向執政黨的治理軸心靠攏,形成對執政黨的聚合與支持效應,構建出執政黨與執政黨在國家治理中的“軸心-周邊”型治理結構。可以看出,新型政黨制度的政治吸納不會影響或干擾中國共產黨的執政領導地位,而是按照執政黨與參政黨各自的角色功能構建有序化的國家治理格局,既能發揮出多元共治的政治優勢,也能對國家治理體系進行科學化的權力配置,從而實現國家治理能力的整體提升。

作者:艾明江     責任編輯:吳桂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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